孔文升，字退之，谱名思退，自号山竹，元曲家。自元至元乙丑年（1265年）生于浙江平阳，宋朝德祜末随父由浙江迁居金陵。少年参加科考一举成为金陵少年郡庠，传为美谈。1292年父亡后举家迁居溧阳，逐为溧阳人。出仕在1294年元甲午春也，先为建康书吏，后调江西富州幕官（元大德年间）。1308年后再调太平路教授，元延佑年（1318年）以将仕郎出任嘉兴路知事，泰定三年（1326年）以承事郎任建康上元县尹。致仕后定居溧阳福贤乡（今溧阳后六土楼下），卒于元至正辛卯年（1351年）终年八十七岁。后葬于城西举福乡，西吴山之栖梧原。（如今溧城镇上阁楼村西铁山南坡）。有“宁人负我，我毋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藏书印。著有《孔文升散曲选》子孔齐，字克济、号行素，著有《至正直记》：“吾家自先人寓溧阳，分沈氏居之半，以为别业，多蓄万卷，平昔爱获尤谨，虽子孙未尝轻易检阅，必告于先人，得所请，乃可置于外馆。”可见其藏书多深藏阁中，不轻易借阅。后来其藏书被家中婢女用于剪鞋样、禙鞋帮，甚为憾事。

生平

少年郡庠

　　文升公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祖父贵敬是南宋宝庆二年进士（公元1227年）为仙源县令。其父潼孙字宗善，世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因举家金陵。公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上天资聪明，所以少小就能文，尤其善于攻对，加上名师的点拔。（因公小从师戴表元，此人为元代文学家，庆元奉化人，南宋末年中进士，先为建康路教授，以兵乱归剡。元大德八年61岁时被人推荐为信州教授，再调往婺州，后因病辞职。）所以小少年纪参加科考一举成名，传为佳话，成了金陵少年郡庠。时人都大加赞赏，都说了不起，小小年纪文章诗句就如此了得，真是不可多得的奇才。

　　文升公少年时投在戴表元门下，得以戴的精心引导和指教，才智非凡，常常表现出卓越才学。如在金陵随戴表元游，表元每因出游都以方言俗语作题，令诸生破。一日命破“楼”，公不假思索就说：“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余”。表元大喜。一日又说：“宁可死，莫与秀才担担子，肚里饥，打火又无米”。而公总有绝句对之曰：“小人无知，不肯竭力以君子，君子有义，不能求食以养小人。”又如古曲题云：“看看月上葡萄架，那人应是不来也，最苦是，一双凤枕闭在绣帏下。”公对之曰：“时至人未至，君子不能无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无感心。”又如小曲题云：“妈妈只要光光镘，我苦何曾管了，雪下去送官卖酒，轮番几曾得免？怎容懒？有容教奴伴”。公破曰：“吾亲徇利而忘义，既不能以忧人之忧吾身，徇公而忘彩，人强欲，以乐人之乐”。正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与培养，使公的才智得到了尽性的发挥，使公获取了广博的才知，加上公自身的勤奋努力，以致后来成为一代元曲名家。

移居溧阳

　　文升由于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时期，也是一个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在公定居南京，发奋读书，以走科举从仕，想以博大的才知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上能报效君主，下能恩泽民众。同时也是完成对父`师之孝。但世事多变，此时北方强盛的蒙古大军正开始大举南侵，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代之的元朝一统了中国。蒙古政权是建立在弓`箭`马背之上的，重视的是武术，对公这样饱学诗书的文人是得不到重用的，公虽有济世行道的伟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加上科举被废（元朝是历史上废举达80年之久，直到公元1313年才得以恢复，那时公也是知天命之年了）公一心想以科举从仕的道路被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正在公为前程感到渺茫之际，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公的头上。其父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2年）赴大都任时，突然发病，卒于临清驿站。当时公兄弟四人都尚年幼，虽然公已成人成了家，但由于一直没有出仕，所以生活无着落，原先一家人仅靠父亲的奉禄生活，而如今突然家中的顶梁柱倒了，这怎么办？这是何等的打击。一时间贫困`无助，想把父亲的棂柩运回浙江老家，但却难以办到。一是经济的拮据。二是当时社会的动荡，沿途的兵阻。在万般无奈下只能迁往溧阳。因公当时已被溧阳沈氏招赘为婿，（元代有一风俗，富家女都不外嫁，生怕自已女儿在外受苦，因而选择招婿）所以只得举家迁居溧阳，就外氏而居。这段历史无论是县志还是家谱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孔潼孙，字宗善，号约斋，居浙江平阳。宋德祜末为建康路教授，当时元兵渡江，道路梗阻，不得南归。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赴大都任，卒于临清驿站。子文升扶柩归葬，但诸子皆幼，少者未离乳抱，家贫，不能复归平阳，文升遂取溧阳，就外氏而居，逐为溧阳人”。

踏进仕途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皇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创建者为元世祖忽必烈。前面已说到元朝政权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因而重武轻文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科考被废，走科考从仕的道路被阻，公虽文章，才华出众，但大局已定，任何个人都将无法改变。加上蒙古政权把人划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是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为四等人。所以身为江南的汉人，生活地位的低劣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当时社会上作为儒人的生活更加困难，那时对人的等级有更十分确切的等级划分，并作为歌谣来传唱。“一官`二吏`三仕`四商`五工`六农`七手`八猎`九儒`十丐。可见在蒙古人统治下儒人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公作为家中长子，在父死后，一家人的生机就得全由公来承担，为生机所想，公不得不畏曲求全，因而投书于当时江淮行省任秘书监少监的凌时中，（凌时中，字石岩，浙江安吉人）望他看在同乡的份上给推荐一个差事。因公要从仕早就已就了，还待今日。克齐公在他的书中写到“先君初欲仕时，讨厌冷官，江淮行省先授他上元县教谕公不就，后江淮行省又授予他常州学正公也不就，豪气英逞，必欲即能济世行道者方才就任。”而如今世事多变，万不得已，只得求人家了。投书三日，馆宾对公说：“凌公叫你把书信放在这里，你先归吧”。但在转身走的时候，嘴里却说：“哪有求人做官的道理”。公听了这话就大为不乐，逐飘然而去，且对馆宾说：“我以凌公是前辈，故相来投，并不是真要靠他，公既然不识我，我也就不谋此生了，人生岂止就这一条路”。馆宾把文升公的这番话告诉了凌公，凌公听后就叫人下去追文升公，而文升公怒气未消登舟而返。凌公更是大喜说：“吾之所以试之，也见其英气豪强，其实公文早已备下了，特地说这话，看一看他的反应。因而急派信使，发牒取补建康书吏。待文升公尚未到家，而江淮廉访信使已到建康转下溧阳，敦促公就任。此年是元甲午春也（1294年）。

文人墨客

　　孔文升少小有名，文章诗句多有见著于纸，因而名声远扬，以文会友是经常之事，因而当时颇有名声的一些文学名家`元曲名家与公经常一起对句写作。就连当时的江浙行省尚书徐琰也与公交往颇深，且对公的才学颇为赏识，称公为“天资聪颖，笔力过人，擅江淮之俊才”。徐琰字子方号养斋又自叟，东平（今山东省）人，为翰林学士，少有文才，曾毕业于东平府，元世祖至元初受人推荐入朝，任职太常寺，后为陕西行省朗中，至元二十三年为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九年迁江南浙西肃政廉访使，召学士承旨，文名显于当时。另外当时的一些元曲名家也是经常与公游玩填曲，交流文章诗句。尤其是元曲大家卢絷莫不与公一起，一游一宴，或赋诗，或填曲，每必书见示之。一日与徐公出游，廉使容斋徐公琰云：“书中有女颜如玉”。戏谓退子曰：“试为我属一对，俗语尤佳。”公即应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斋大喜。又一日，有歌妓“千金奴”陪伴吃酒，酒吃三分，徐公要求文升公写一曲赠送给千金奴，公应之，借酒意，才思涌动，即席挥毫写就了一曲折桂令《赠千金奴》。全文如下：“杏桃腮，杨柳纤腰，占断他风月排场，鸾凤窝巢，宜笑宜颦，倾国倾城，百媚千娇，一个可喜娘，身材儿是小，便做天来大福也难消，檀板轻敲，银烛高烧，万两黄金，一刻春宵。”容斋公大喜，当即举杯度曲，尽兴而大醉。此曲也即刻被传唱而流行，也只因这一曲使公几遭弹劾，险些被罢免官职。由于元代儒人得不到重用，公的济世行道之抱负得不到实施，目睹民众的困苦却难以得以帮助，公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借天然之物，以文章诗句来排迁心中的忧愁。公在溧阳也有一段以文会友的佳话。说公一次与溧阳的一些名人雅仕，游玩于溧阳的地面上，当行至戴埠白塔里时，村上有一只白公鸡大白天的伸着勃子在啼叫，公随即说出一句“白塔白鸡啼白昼”。问这些名仕，谁能与之对之？因而大家就展开想象，摇头晃脑，冥思苦想起来，狠不得立即对答出来，就是有个别虽然对出但不工丈，称不上绝对。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眼看日落西山。公说：看来今日你们是对不上来了，这时大家说：你自己能续上下联，到城我们请你吃酒，公说：“酒就免了，这下联我心中早就想好了”。于是众人就吹促公把它说出来，公说：“别急，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城吧”。说话间来到城南的黄墟村，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刚踏进村，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黄狗，向着他们过路的陌生人狂叫。这时公对身旁的几位说：你们不是要听我的下联么？那你们听好了，现在我就说出下联。于是一对绝对就此产生，从此也成就了一段流传于世的佳话。此对如下：

　　白塔白鸡啼白昼，黄墟黄狗叫黄昏。

美德尚存

　　文升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了传统的文明美德，加上公自身的修养素质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因而在公的一身中真正体现了一个儒者的美德，无论是接物待人，还是为人处事都能反映出公的崇高道德品德。他为官一身正气，清政廉洁。他胸怀大志，立志要济世行道。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他颂扬勤劳，憎恶懒惰。他遵守孝道，尊敬长辈，和睦兄弟。他言行一致，为人诚实，他乐善好施，关心民众。虽然他在外为官，但溧阳人都知孔文升是一个大慈大德之人。例如溧阳县志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元大德年间，溧阳奇人史春方（据说史春方擅长唐朝李中墟的术算，料事如神）在当涂旅馆病逝，临死前他留下遗书，交给店铺老板说：“我虽在此地死去，但你尽管放心，三天后溧阳的孔文升到此，你把书信给他，他定会为我买棺归葬”。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后文升公来到当涂旅馆投宿，店铺老板把书信交给了文升公，公打开书信一看，信上写道“溧阳史春方，命该绝于此处，公是总所周知的大慈大德之人，望公将吾收敛归葬溧阳”。文升公被史春方料事如神所感动，同时公也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当即为他买棺收敛，运回溧阳归葬。他不但自己的言行博得众人的好评，同样他也经常教育子女们为人处事要讲一个信字，诚信仍是为人之本。与人相约要讲信，为人处事要讲信，一个人丢掉了信字，这人就失去了为人之道。因而公的一生以十六个字为座右铭，不但自己按这十六个字去做，教育子孙们也要按这十六个字去做，他并把这十六个字刻在自己的手丈上，作为镜子，时时对照。这十六个字就是：“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这也是公一身为人处事之德。

俭朴一生

　　孔文升的一生经历了动荡不定的社会时期，也经历了家庭变故的艰难困苦，虽然他对外人能康慨解囊济世救贫。但自己总是以节俭为主，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常说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只看三个字“衣`”“食`”“住”（即穿衣吃饭和住房）克齐公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先君居溧阳五十余年，未当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当过用”。别人讥他，他也只是说：“吾今举家锦衣玉食，亦无不可也，但念幼时不给，不敢忘本。且略起侈心，即损俭德，必害诸物，获罪于造物矣”。他一再教育子孙，人生从俭。人生虽至富贵，但只能住下等屋，穿中等衣，吃上等饭。所谓下等屋，并非茅屋土墙，只是不恶壁，不雕梁画栋。中等衣是指绫绢布匹即可。上等饭，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指白菜鱼肉即可。所谓叫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子孙们与平常人家一样，做到无异于众人尤妙。他一直提倡人要勤劳肯苦，无论是读书还是耕种，不努力就不可能有收获。他对懒惰之人深恶之，尤其是好吃懒做的人，终身不能与之为伍。对子孙中穿衣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同样能反映公生活俭朴的实例，又如克齐公在书中写道：“先人衣服惟尚由绢木棉，若毛衣纻丝绫罗不过各一`二件而已，白袖祆一着三十年，旧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于片纸亦谨藏之，一文也亦未当施于无用处。布衣素履，磁器木具与常人同。人家讥之太简，先人曰：“吾昔者甚贫，今日颇富，始终皆是吾也，岂可以此为变乐而有异载。尽随遇而安，无预于已，故无适而不自得也，知者鲜矣”。也只有公这样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才能贫困而不秃丧，富贵而不骄奢。正如古人所说：“人生好俭，则处乡里无贪利之害，居官无贿赂之污”。这也正是公一身的真实写照。

训诫子孙

　　以他一身的经历，总结出人生经验及处事之道，传于子孙后代，告诫子孙遵照执行。具体归结为这几方面：

　　（1）为人处事以十六字为方针，即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的座右铭“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不苟富贵。”（2）严守家规，诗礼相传。他提出对一个家族而言，有家法则兴，无家法废。有家规以制之，则无愚不肖之患。使贤者既守诗礼，愚者又能修教。兄弟相携和睦宗族。宗族和睦才能兴旺昌盛。

　　（3）成人在勤劳。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无论读书或耕种都在于勤。古语说得好，不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都是告诫子孙后代，一个人必须从小就应树立远大的志想，立志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努力奋斗。

　　（4）家出硬汉。家有万贯，不如出个硬汉。当然这里的硬汉不是指能打能拼的武术者，而是指能为家族言操心虑之人。旨在培养出能识是非，顾大局，担大统之人。若子孙有如此等人，则贫可富，贱可贵。

　　（5）日进千文，不如一艺防身。习艺之人可托终身，而大艺之人莫如读书而成才。有广博的知识，则上可效君，下可泽民。即使背运也可隐学授徒。当然次之农桑也好，诗书耕读，无荣无辱，平淡一身，惟靠自己的勤劳而彼一身。

　　（6）交友胜己。习他人之长，补已之短。近君子而远小人，对好逸恶劳之人终身不得为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贤者为友，于己有益。

　　（7）人生从俭，美得尚俭。子孙不能因富贵而习骄惰，如生骄惰则必下流，则富贵不保，即是公卿亦难免他日败亡。教育子孙住寻常屋，着寻常衣，吃寻常饭，使无异于众人尤妙。对穿着打扮有异于众者必严诃禁止。

　　（8）信守诺言，诚实做人。不讲慌话，实话实说。与人相约必有信，情况突变尚须向人说明之。与人为事必某日某时，不得差错，至于一言一笑之间也未当轻易之。

　　（9）修善积德。积金留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留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俗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每有阴德，好善三世。子孙当知之，为终身之训。

历史影响

　　文升公虽远去几百年了，但他的英名已载入了世册，将与世长存。他的道德品质将是后代子孙永远学习的典范。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将是后代子孙们行为的楷模。他的思想体系将是训诫后代子孙的指南。作为他的后人，我们只有严格遵守他的遣训，继承他的遗志，为本家族的兴旺发达，强大昌盛而发奋努力，勤恳工作，老实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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