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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慎大

  贤明的君主,土地越广大越感到恐惧,力量越强盛越感到害怕。凡土地广大的,都是侵削邻国的结果;力量强盛的,都是战胜敌国的结果。战胜敌国,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侵削邻国,就会招致很多憎恶。怨恨你的多丁,憎恶你的多了,国家虽然强大,怎么能不恐惧?怎幺能不害怕?所以贤明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就想到危险,在显赫的时候就想到困窘,在有所得的时候就想到有所失。《周书》上说;“就象面临深渊一样,就象脚踩薄冰一样。”这是说作事情要小心谨慎。

  夏桀不行德政,暴虐贪婪。天下人无不惊恐、忧虑。人们议论纷纷,混乱不堪,满腹怨恨。天子却很难知道人们的真情。干辛肆意逞威风,欺凌诸侯,连及百姓。贤良之人心中忧郁怨恨,夏桀于是杀死了敢谏的关龙逢,想以此来压服群臣诤谏。人们动乱起来,都有远走的打算。没有谁再敢直言,都不得安生。大臣们怀有共同的忧患,不亲附桀都想离叛。夏桀以为得计,越发自以为是,炫耀自己的错误,夸饰自己的缺点。为君之道被重重阻塞,国人分崩离析。面对这种情况,汤感到很恐惧,忧虑天下的不安宁,想让伊尹到夏国去观察动静,担心夏国不相信伊尹,于是扬言自己亲自射杀伊尹,伊尹逃亡到夏国,过了三年,回到毫,禀报说;“桀被末嬉迷惑住丁,又喜欢爱妾琬、琰,不怜悯大众,大家都不堪忍受了。在上位的与在下位的互相痛恨,人民心里充满了怨气,都说:‘上天不保佑夏国,夏国的命运就要完了。”汤对伊尹说;“你告诉我的夏国的情况都象诗里唱的一样。”汤与伊尹订立了盟约,用以表明一定灭夏的决心。伊尹又去观察夏国的动静,很受末嬉信任。末嬉说道。“昨天夜里天子梦见西方有个太阳,东方有个太阳,两个太阳互相争斗,西方的太阳牲利了,东方的太阳没有胜利。”伊尹把这话报告了汤。这时正值商遭遇旱灾,汤设有顾及,还是发兵攻夏,以便信守和伊尹订立的盟约。他命令军队从亳绕到桀的国都之西,然后发起进攻。还没有交战,桀就逃跑了。汤追赶他追到大沙。桀身首离散,被天下耻笑。当初不听劝谏,即使后来懊悔了,又将怎么样呢?汤做了天子,夏的百姓非常高井,就象得到慈父一般。朝廷不更换官位,农民不离开田亩,商贾不改变商肆,人民亲近殷就如同亲近夏一样。这就叫极其公正,这就叫极其安定,这就叫极守信用。汤完全依照和伊尹订立的盟约去做了,不躲避旱灾,获得了成功,因此让伊尹世世代代在商享受祭祀。

  周武王战胜了商,进入殷都,还没有下车,就命令把黄帝的后代封到铸,把帝尧的后代封到黎,把帝舜的后代封到陈。下了车,命令把大禹的后代封到杞,立汤的后代为束的国君,以便承续桑林的祭祀。此时,武王仍然很恐惧,长叹一声,流下了眼泪。命令周公旦领来殷商的遗老,问他们商灭亡的原因,又问民众喜欢什么,希望什么。商的遗老回答说:“人民希望恢复盘庚的政治。”武王于是就恢复了盘庚的政治,散发巨桥的米粟,施舍鹿台的钱财,以此向人民表示自己没有私心。释放被拘禁的人,挽救犯了罪的人。分发钱财,免除债务,以此来救济贫困。又把比干的坟墓修葺高大,使箕子的住宅显赫彰明,在商容的闾里竖起标志,行人要加快脚步,乘车的人要下车致敬。三天之内,参与谋划饯商的贤士都封为诸侯,那些大夫们,都赏给了土地,普通的士人也都减免了赋税。然后武王才渡过黄河,回到丰镐,到祖庙内报功。于是把马放到阳华山,把牛放到桃林,不再让马牛驾车服役,又把战鼓、军旗、铠甲、兵器涂上牲血,藏进府库,终身不再使用。这就是武王的仁德。周天子明堂的大门不关闭,向天下人表明没有私藏。只有没有私藏,才能保持最高尚的品德。

  武王战胜殷商后,抓到两个俘虏,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怪异的事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们国家有怪异的事,白天出现星星,天上降下血雨,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怪异之事。”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诚然是怪异之事,虽说如此,但还算不上大的怪异。我们国家特大的怪异是儿子不顺从父亲,弟弟不服从兄长,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这才算最大的怪异之事呢!”武王急忙离开座席,向他行再拜之礼。这不是认为俘虏尊贵,而是认为他的言论可贵。所以《周易》上说:“一举一动都战战兢兢,象踩着老虎尾巴一样,最终必定祥。”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攻下了左人城、中人城。新稚穆子派使者回来报告襄子,襄子正在吃持成财的饭,听了以后,脸上现出忧愁的神色。身边的人说:“一下子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感到高兴的事,现在您却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长江黄河涨水,不超过三天就会退落,疾风暴雨不能整天刮整天下。现在我们赵氏的品行,没有丰厚的蓄积,一下子攻下两座城,灭亡恐怕要让我赶上了!”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吧!”

  忧虑是昌盛的基础,喜悦是灭亡的起点。取得胜利不是困难的事,保持住胜利才是困难的事,贤明的君主依照这种认识,保持住胜利,所以他的福分能传到子孙后代。齐国、楚国,呈国、越国,都曾经胜利过,可是最终都遭到了灭亡,这是因为它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啊!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孔子力气那样大,能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却不肯以力气大闻名天下。墨子善于攻城守城,使公输般折服,却不肯以善于用兵被人知晓。善于保持胜利的人,能有办法使弱小变成强大。

  权勋

  利不可两得,忠不可兼备。不抛弃小利,大刺就不能得到。不抛弃小忠,大忠就不能实现。所以说,小利是失利的祸害,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圣人抛弃小者,选取大者。

  从前楚龚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军失败了,龚王受了伤。当初,战斗即将开始之际,司马子反渴了,要找水喝。童仆阳谷拿着黍子酿的酒送给他。子反喝斥道:“哼!拿下去,这是酒!”童仆阳谷回答说,“这不是酒。”子反说:“赶快拿下去!”童仆阳谷又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丁下去。子反为人酷爱喝酒,他觉得酒味甘美,喝起来就不能自止,因而又喝醉了。战斗停下来以后,龚王想重新交战而商量对策,派人去叫司马子反,司马子反借口心痛没有去。龚王乘车去看他,一进帐中,闻到酒味就回去了。说道,“今天的战斗,我自己受了伤,所依靠的就是司马了。可是司马又这样,他这是忘记了楚国的社稷,而又不忧虑我们这些人我不与晋人再战了。”于是收兵离去。回去以后,杀了司马子反,并陈尸示众。童仆阳谷送上酒,并不是要把子反灌醉,他心里认为这是忠于子反,却恰好以此害了他。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祸害。

  从前,晋献公派苟息向虞国借路以便攻打虢国,苟息说;“请您把垂棘出产的玉鐾和屈邑出产的四匹马送给虞公,向他要求借路,一定可以得到允许。”献公说:“那垂棘出产的玉壁,是我们先君的宝贝啊,屈邑出产的四匹马,是我的骏马啊。如果虞国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不借给我们路,那将怎么办昵?”苟息说。“不是这样,他如果不借我们路,一定不会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借给我们路,这就如同我们把玉壁从宫中的府库拿出来放到宫外的府库里击,把骏马从宫中的马槽旁牵出来拴到宫外的马槽旁去。您对此又忧虑什么呢?”献公答应了,就派苟息把屈邑出产的四匹骏马,加上垂棘出产的玉璧作为礼物献给虞公,来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虞公贪图宝玉和骏马,想答应荀息。宫之奇劝谏说;“不可以答应,虞国对于虢国,就象牙床骨和颊骨一样,互相依存。虞国和虢目的形势就是这样。古人有话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虢国不被灭亡,靠着有虞国;虞国不被灭亡,也靠着有虢国啊!如果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灭亡,虞国晚上也就会跟着灭亡了。怎么可以借路给晋国呢?虞公不听,借路给了晋国。苟息攻打虢国,战胜了虢国。返回的时候攻打虞国,又战胜了虞国。荀息拿着玉壁牵着骏马回来禀报。献公高兴地说;“玉璧连是老样子,只是马均年齿稍长了一点。”所以说,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中山国内有个厹繇目,智伯想攻打它却无路可通,就给它铸造了一个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着去送给它。厹繇的君主削平高地填平貉谷米迎接大钟。赤章蔓枝动谏说:“古诗说:‘只有遵循确定的准则才能使国家安定。’我们凭什么会从智伯那里得到这东西?智伯的为人,贪婪而且不守情用,一定是他想攻打我们而没有路,所以铸造了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着来送给您。您于是削平高地填平溪谷来迎接大钟。这样,智伯的军队必定跟随着到来。”厹繇的君主不听,过了一会,赤章蔓枝再次劝谏。戚繇的君主说:“大国要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不吉祥,你不要再说了。”赤章蔓枝说;“当臣子的不忠贞,这是罪过,忠贞而不被信用,脱身远去是可以的了。”于是,他砍掉车轴两端就走了。到了卫国七天,厹繇就灭亡了。达是因为厹繇的君主想得到钟的心情太过分了。想得到钟的心情太过分,那么安定厹繇的主张就不能实行了。凡听取劝说自己过分行为的意见不可不慎重呵!所以说最好是不要有过分的欲望。

  昌国君乐毅率领五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齐国派触子为将,在济水边迎击各国请侯的军队。齐王想开战,派人到触子那里去,羞辱并且斥责他说:“不开战,我一定灭掉你的同类,挖掉你的祖坟!”触子感到很愤恨,想让齐军战败,于是跟各国诸侯的军队开战。刚一交战,触子就鸣金要齐军撤退。齐军败逃,诸侯军追击齐军。触子于是乘一辆兵车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达子又率领残兵驻扎在秦周,没有东西赏赐士卒,就派人向齐王请求金钱,齐王前怒地说;“你们这些残存下来的家伙,怎么能给你们金钱?”齐军与燕国人交战,被打得大败。达子战死了,齐王逃到了莒。燕国人追赶败逃的齐兵进入齐国国都,在美唐你争我夺抢了很多金钱。这是贪图小利因而丧失了大利啊!

  下贤

  有道的士人,本来就傲视君主,不贤明的君主,也傲视有道的的士人。他们天天这样互相傲视,什么时候才能相投?这就象儒家墨家互栖非议和齐楚被此不服一样。

  贤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士虽然傲视自己,而自己却越发用礼对待他们。这样,士人怎能不归附呢?士人归附了,天下人就会跟着他们归附。所谓帝,是指天下人都来亲附,所谓王,是指天下人都来归服。得道的人,尊贵到做天子而不显现骄横傲慢,富足到有天下而不放纵自夸,卑下到当百姓而不感到失意屈辱,困到无衣食而不忧愁恐惧。他们诚恳坦荡,确实掌握了大道,他们大彻大悟,遇事不疑,必有依据,他们卓尔不群,坚守信念,绝不改变,他们顺应天道,随着阴阳一起变化;他们明察事理,意志坚定牢固,他们忠厚淳朴,不行诈伪之事,他们志向远大,高远无边,他们思想深邃,深不可测,他们刚毅坚强,节探高尚,他们做事谨慎,不肯自以为是。他们光明正大,耻于运用智谋,他们胸襟宽广,看轻世俗的诽谤赞誉。他们以天为法则,以德为品行,以道为根本。他们随万物变化而没有穷尽。他们精神充满天地,没有尽竭,布满宇宙,不见边界。他们所具有的“道”,没有谁知道何时开始,没有谁知道何时终结,没有谁知道它的门径在哪儿,没有谁知道它的开端在哪儿,没有谁知遭它的本源在哪儿。道大至无所不包,小至微乎其微。这就叫做无比珍贵。士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五帝也不能和也交友,三王也不得以他为师。如果丢开帝王尊贵的神态,那就差不多能够和他们交友、以他们为师了。

  尧不用帝王的身份去会见善绻,面朝北恭敬地向他请教。尧是天子,善绻是平民,尧为什么这样过分地礼遇他呢?因为善绻是得道的人。对得道的人,不可傲视。尧衡量自己的德行智谋不如善绻,所以面向北恭敬地向他请教。这就叫做无比公正。不是无比公正,谁又能礼遇贤者呢?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朝见过住在穷巷陋室里的人有七十个。这件事,文王开了头而没有做到,武王做了而没有完成,周公虽辅佐年幼的成王才真正完成。这不是正说明成王亲自礼贤下士吗?

  齐桓公去见小臣稷,一天去三次都没能见到。跟随的人说。“大国的君主去见一个平民,一天去了三次都没能见到,就算了吧!”桓公说:“不对。看轻爵位俸禄的士人,固然轻视君主,看轻王霸之业的君主,也轻视士人。纵使先生他看轻爵位俸禄,我怎么敢看轻王霸之业昵?”桓公终究见到了小臣稷,随从没能阻止住他。世人大多指责桓公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虽然不检点,但有如此好士之心,称霸还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按上述原则去做,而且私生话不好,就是称王恐怕还不止呢!

  子产在郑国为相,去见壶丘子林,跟他的学生们坐在一起,一定按年龄就座。这是把相位的尊贵放在一边而不凭它去居上座.身为大国的相,而能丢掉相的架子,谈论思想,议论品行,真心实意地与人探索,大概只有子产能这样吧。他在郑国做了十八年相,仅处罚三个人,杀死两个人。桃李下垂到路上,也没有谁去摘,小刀丢在道上,也没有谁去拾。

  魏文侯去见段干术,站得疲倦了却不敢休息。回来以后见翟黄,箕踞于堂上来跟他谈话。翟黄很不高若。文侯说;“段干木,让他做官他不肯做,给他俸禄他不接受,现在你想当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你既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俸禄,又要求我以礼相待,恐怕很难办到吧。”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人,不肯接受官职俸禄的就以礼相待。礼遇士人没有比节制自己的欲望更好的了。欲望得到节制,命令就可以执行了。巍文侯可以说是喜好以礼待士了,喜好以礼待士,所以向南能在连堤战胜楚周,向东能在长城战胜齐国,俘虏齐侯,并把他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奖赏文侯,封他为诸侯。

  报更

  国家即使小,它的粮食也足以供养天下的贤士,它的车辆也足以乘载天下的贤士,它的钱财也足以礼遇天下的贤士。与天下的贤士为伍,这是周文主称王天下的原因。现在虽然不能称王,以它来安定国家,还是容易做到的。与贤士为伍,这是赵宣子免于被杀、周昭文君达列最荣、孟尝君使楚军退却的根本原困所在。古代建立功名和安定国家、免除自身灾难的人,没有别的途径,必定是遵循这个准则。喜欢贤士不可以雕骄横的态度屈致。

  从前,赵宣子赵盾将要蓟国都绛邑去,看见一棵弯曲的桑树下,有一个饿病躺在那里起不来的人,宣子停下车,让人给他准备食物,并把食物弄干净给他吃。他咽下两日后,能睁开眼看了。赵宣子对他说,“你为什么饿到这种地步?”他回答说:“我在绛给人做仆隶,回家的路上断了稂,羞于去乞讨,又厌恶私自拿取别人的食物,所以才饿到这种地步。”宣子给了他两块干肉,他既拜着接受了而不敢吃。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家有老母亲,我想把这些干肉送给她。”赵宣子说:“你全都吃了它,我另外再给你。”于是又赠给他两捆干肉和一百牧钱,就离开了。过了二年,晋灵公想杀死赵宣子,在房中埋伏了兵士,等待赵宣子到来。灵公于是请赵宣子饮酒,赵宣子知道了灵公的意图,洒喝到一半就走了出去。灵公命令房中的士兵赶快追上去杀死也。有一个人追得很快,先追到赵宣子跟前,说:“喂,您快上车逃走,我愿为您回去拼命。”赵宣予说:“你名字叫什幺?”那人避开回答说;“用名字干什么?我是桑下饿病的那个人啊。”他返回身去与灵公的兵士搏斗而死。赵宣子于是得以活命。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恩德再微也无所谓小”的意思啊!赵宣子对一个人施恩德,尚且能使自身活命,觅何况对万人施恩德呢!所以《诗经》上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康。”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怜贤士呢?贤士是很难了解到的,只有广泛地寻求才可以,广泛地寻找,就不会失掉了。

  张仪是魏国大夫的庶子,将要向西到秦国去游说,路过东周。宾客中有个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昭文君说:“魏国人张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将要向西至秦国辩说,希望您对他以礼相待。”昭文君会见张仪并且对他说;“听说客人要到秦国去,我的国家小,不足以留住客人,即便游说秦国,然而难道一定会受到赏识吗?客人倘或得不到赏识,请看在我的面上再回来,我的国家虽然小,愿与您共同掌管。”张仪退避,而向北拜了两拜。张仪临走之际,昭文君给他送行并且资助钱财。张仪到了秦国,呆了一段时间,秦惠王很喜欢他,让他当了相。张仪在天下受到的恩德,没有比在昭文君那里受到的更大了。周是个小国,张仪看待它超过了大国。他让秦惠王以昭文君为师。秦国在逢泽盟会诸侯的时候,魏王曾给昭文君当御者,韩王给昭文君当车右,昭文君的名号至令没有被忘掉,这都是张仪的力量啊!

  孟尝君从前在薛的时候,楚国人攻打薛。谆于髡为齐国出使到楚国去,返回的时候,经过薛。盂尝君让人以礼报待,井亲自到郊外送他,对他说:“楚国人攻打薛,如果先生您不为此担忧,我将没有办法再侍奉您了。”淳于髡说;“我遵命了。”到了齐国,禀报完毕,齐王说:“到楚国见列了什么?”淳于髡回答说:“楚国很贪婪,薛也不自量力。”齐王说;“说的什么意思?”淳于髡回答龅:“薛不自量力,给先王立了宗庙。楚国贪婪而攻打薛,薛的宗庙必定危险。所以说薛不自量力,楚国也太贪婪。”齐王变了脸色,说,“哎呀!先王的宗庙在那里呢!”于是赶快派兵援救薛,因此薛才得以保全。趴在地上请求,跪拜着请求,即使能得到援救也是很少的,所以善于劝说的人,陈述形势,讲述主张,看到别人危急,就象自己处于危难之中,这样,哪里用得着极力劝说呢!极力劝说就鄙陋了。劝说而不被听从,责任不单单在被劝说的人,也在劝说者自己。

  顺说

  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一样,借别人的力量把它作为自己的己的力量,顺着他的来势加出引导,顺着他的去势加以推动,丝毫不露形迹,随着他的出现、发展而出现、发展,如同言语与回声一样相随。随着他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他的衰微而衰微,以便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的力量很大,才能很强,也能控制他的命运。顺着风呼叫,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能从远处听到,登上高处观望,眼睛并没有更亮,然而可以看刊远处。这是因为所凭借的东西有利啊。

  惠盎谒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武有力的人,不喜欢行仁义的人。客人将有何见教啊?”惠盎回答说:“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刺不进您的身体,虽然有力,却击不中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要听的。”惠盎说;“虽然刺不进您的身体,击不中您,但您还是受辱了。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不敢刺您,虽然有力却不敢击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不敢刺,不敢击,并不是投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所希望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想法,却还没有爱您使您有利的心。我有这样的道术;使天下的男子女子都愉快地爱您使您有利。这就胜过了勇武有力,居于上面说到的四种有害行为之上了。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逋术吗?”康王说:“这是我想要得到的。”惠盎同答说:“孔丘、墨翟的品德就能这样。孔丘、墨翟,他们没有领士,但却能象当君主一样得到尊荣;他们没有官职,但却能象当官长一样受到尊敬。天下的男子女子没有谁不伸长脖子、抬起脚跟盼望他们,希望他们平安顺利。现在大王您是拥有万辆兵车大国的君主,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那么西方边境之内就都能得到您的利益了,百姓对您的爱戴就能远远超过孔丘、墨翟了。”宋王无话来回答。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对身边的人说:“很善辩啊,客人用言论说服了我。”宋王是个平庸的君主,可是他的心还是可以说服,这是因为惠盎能困势利导。能因势利导,那么贫贱的就可以胜过富贵的,弱小盼就可以制服强大的了。

  田赞穿着破旧衣服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您的衣服怎么这么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衣眼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比这更坏。”楚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田赞回答说:“冬天穿上冷,夏天穿上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我很贫困,所以穿的衣服很坏。现在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富贵无比,却喜欢拿铠甲让人们穿,我不赞成这样。或许这是为了行仁义吗?铠甲的事,是有关战争的事啊,是砍断人家的脖子,挖空人家的肚子,毁坏凡家的城池,杀死人家的父子的事啊。那名声又很不荣耀。或许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吗?如果谋划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定谋划损害自己;如果谋划让别人遭到危险,别人也必定谋划让自己遭到危险,其实变很不安全。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大王您还是不要选择。”楚王无话来回答。主张虽然没有广泛实行,田赞可以说是能够树立自己的丰张了。至于段干木隐居不仕而使魏国安全,那田赞还达不到这种地步。

  管仲在鲁国被捉住,鲁国捆起他把他装在囚笼里,派差役用车载着把他送到齐国。差役全都唱着歌拉车。管仲担心鲁国留下并且杀死自己,想赶快到达齐国,于是就对差役们说;“我给你们领唱,然后你们应和我。”他唱的歌节拍正好适合快走,差役们不觉得疲倦,因而走路走得很快。管仲可以说是能利用差役唱歌了,差役满足了自己的希望,管仲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治理拥有万兵车的大国,成就霸业尚且不止,只不过齐桓公这个人难以辅佐他成就王业罢了。

  不广

  明智的人做事情一定要依靠时机,时机不一定能得到,但人为的努力却不可废弃。得到时机也好,得不判时机也好,用自己能做到的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就象船和车互相弥补其不足一样。北方有一种野兽,名叫蹶,前腿象鼠一样短,后腿象免一样长,走快了就绊脚,一跑就跌倒。它常常替蛩蛩距虚采鲜美的草,采了以后就给它。蹶有祸患的时候,蛩蛩距虚一定背着它逃走。这就是用自己能够做到的来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

  鲍叔、管仲、召忽三个人彼此裉友好,想一起安定齐国,认为公子纠一定能立为君主。召忽说:“我们三个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如同鼎有三足一样,少一个也不成。况且公子小白是一定不会立为君主了,不如三个人都辅佐公子纠。”管仲说:“不行,齐国人厌恶公子纠的母亲,因而连及到公子纠,公子小白没有母亲了,因而齐国人很爱怜他。事情如何尚未可知,不如让一个人去侍奉公子小白。将来享有齐国的,一定是这两位公子中的一个。”因此让鲍叔做公子小白的老师,管仲、召忽留在公子纠那里。公子纠在外边,不能说一定成为齐国的君主,虽说如此,管仲的考虑还是差不多的。这样做了如果还不能完备,那大概是天意吧。人为的努力总算是用尽了。

  齐国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的勇士去援救,跟齐国人作战,把齐国人打得大败。齐国的将帅被打死,孔青俘获战车两千辆,尸体三万具,他把这些尸体封土堆成两个高丘。宁越对孔青说;“太可惜了,不如把尸体归还给齐国而从内部攻击它。我听说过,古代善于作战的人,该坚守就坚守,该进退就进退。我军后退三十里,给敌军以收尸的机会。战车铠甲在战争中丧失尽了,府库里的钱财在安葬战死者时用光了,这就叫做从内部攻击它。”孔青说;“齐人如果不来收尸,那该怎么办?”宁越说:“作战不能取胜,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罪状,率领士兵出去作战而不能使之回来,这是他们的第二条罪状;给他们尸体却不收取,这是他们的第三条罪状。人民将因为这三条怨恨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没有办法役使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又无从侍奉在上位的,这就叫做双重地攻击它。”宁越可以说是懂得运用文武两种办法了。用武就凭力量取胜,用文就凭仁德取胜。用文用武都能取胜,什么样的敌人能不归服?

  晋文公打算盟会诸侯,咎犯说:“不行,天下人还不了解您的道义啊。”文公说:“应该怎么做?”咎犯说:“天子躲避叔带的灾难,流亡在郑国。惩何不送他回去,以此确立大义,而且借此树立自己的声誉。”文公说:“我能做到吗?”咎犯说:“事情如果能做成,那么继承文侯的事业,确立武公的功绩,开拓土地,安定边疆,就全在此一举了,事情如果不能做成,那么弥补周王室的过失,忧虑周天子的灾难,成就教化,留名青史,也全在此一举了。您还是不要犹豫了。”文公听从了他的主张。于是就跟草中的戎残族人、骊土的狄族人一起把周夭子安置在成周。天子赐给他南阳那里的土地。文公从而称霸诸侯。做事情既符合道义又有利,因而立了大功,文公可以算做明智了。这都是咎犯的计谋啊!文公出亡十七年,回晋国四年就能称霸诸侯,他听信的大概都是咎犯那样的人吧?

  管仲、鲍叔辅佐齐桓公治理国事时,齐国东方边境地区的人有经常向上反映困苦情况的。管仲死了,竖刀、易牙掌权,国内的人经常向上反映不困苦的情况,不敢反映困苦的情况。管忡终于成为齐国的优秀人物,他的恩泽施及子孙后代,是因为他懂得大礼。懂得大礼,即使不懂得国事也是可以的。

  贵因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顺应、依凭外物了。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所向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凿开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是顺应了水的力量。舜迁移了一次形成城邑,迁移丁两次形成都城,迁移了三次形成国家,因而尧把帝位让给了他,是顺应了人心。汤、武王凭着诸侯国的地位制服夏、商,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到秦国去的人站在车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车;到越国去的人坐在船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船。到秦国、越国去,路途遥远,安静地站着、坐着就能到达,是因为凭借着车船等交通工具。

  周武王派人刺探殷商的动静,那人回到岐周禀报说:“殷商大概要出现混乱了。”武王说:“它的混乱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武王说;“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程度加重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回答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武王悦:“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去刺探,回来桌报说:“它的混乱很厉害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老百姓都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了。”武王说:“啊!”赶快把这种情况告诉太公望,太公望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做崩溃,老百姓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叫做刑法太苛刻。它的混乱达到极点了,已经无以复加了。”因此挑选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名,朝会诸侯时以甲子日为期兵至牧野,而纣王被擒获了。这样看来,武王本来就知道纣王无法与自己为敌,善于利用敌方的力量,还有什么敌手呢?

  武王伐纣到了鲔水,殷商派肢鬲刺探周国军队的情况,武王会见了他。胶鬲说:“您将要到哪里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不欺骗你,我将要到殷去。”胶鬲说:“哪一天到达?”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你拿这话去禀报吧!”胶鬲走了。天下起雨来,日夜不停。武王加速行军,不停止前进。军官们都劝谏说:“士兵们很疲惫,请让他们休息休息。”武王说:“我已经让胶鬲把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禀报给他的君主了,如果甲子日不能到达,这就是让腔鬲没有信用。腔鬲没有信用,他的君主一定会杀死他。我加速行军是为了救胶鬲的命啊。”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了殷都的郊外,殷商已经先摆好阵势了。武王到达以后,就开始交战,结果把殷商打得大败。这就是武王的仁义。武王做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纣王自己做的却是人们所厌恶的事情,事先摆好阵势又有什么用处?正好让武王不战而获胜。

  武王进入殷都,听说有十德高望重的人,武王就去会见他,问他殷商之所以死亡的原因。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回答说:“您如果想要知道,那就请定于明天日中之时。”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去了,却没有见到那个人,武王感到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这是个君子啊。他本来就采取不亲近自己君主的态度,现在又要把自己君主的坏处告诉您,他不忍心这样做。至于约定了日期却不如期赴约,说了话却不守信用,这是殷商之所取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把殷商灭亡的原因告诉您了。”

  观测夭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四季,是因为有所凭惜,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晦日,朔日,是因为有所凭借,禹到裸体国去,裸体进去,出来以后再穿衣服,是为了顺应那里的习俗。墨子见楚王,穿上华丽衣服,吹起笙,是为了迎合楚王的爱好;孔子通过弥子瑁去见厘夫人,是为了借此实行自己的主张;汤,武王遇上混乱的世道,面对贫苦的人民,发扬自己的道义,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是因为顺应,依凭外物的缘故。所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的人所向无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国土即使广大,人民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

  察今

  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并不是古代帝王的法度不好,是因为它不可能被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是经过前代流传下来的,有的人增补过它,有的人删削过它,怎么可能被效法?即使人们没有增补、删削过,还是不可能被效法。东夷和华夏对事物的名称,言词不同;古代和现代的法茺,典制不一样。所以古代的名称与现在的叫法大多不相通,现在的法度与古代的法度大多不相合。不同习俗的人民,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所要实现的愿望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同。各地的方言不能改变,如同船.车、衣、帽、美味、音乐.色彩的不同一样,可是人们却自以为是,反过来又互相责难。天下有学识的大大都善辩,言谈锋利,是非颠倒,不求符合实际,致力于互相诋毁,以争胜为能事。古代君主的法度,怎么可能被教效呢?即使可能,还是不可以效法。

  凡是古代帝王的法度,都是与当时的时势相符合的。时势不能与法度一起流传下来,法度虽然流传到现在,还是不可以效法。所以要放弃古代帝王的现成法度,而取法他们制定法度的依据。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别人与自己是相同的。有道之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由近的可以推知远的,由现在的可以推知古代的,由见到的可以推知见不到的。所以,观察堂屋下面的阴影,就可以知道日月运行的情况,阴阳变化的情况,看到瓶里的水结了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藏了,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一锅肉的味道,就可以知道一鼎肉味道调和的情况。

  楚国人想攻打宋国,派人先在淮水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淮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乱的状况就象城市里的房屋倒坍一样。当初他们事先设置标志的时候,是可以顺着标志渡河的,现在河水已经发生变化上涨了,楚国人还按照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要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与这种情况相似。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度不适应了,却还说,这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应谈效法它。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出现混乱,死守法度不加改变就会发生谬误,出现谬误和混乱,是不能保守住国家的。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应该的了。这就象高明的医止一样,病万变,药也应该万变。病变了药却不变;原来可以长寿的人,如今就会成为短命的人了。所以凡是做事情一定要依照法度去行动,变法的人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错误的事了。那些不敢议论法度的,是一般的百姓,死守法度的,是各种官吏。顺应时代变法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古代享有天下的七十一位圣贤君主,他们的法度都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耍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形势不同。所以说,好剑期求它能砍断东西,不一定期求它有镆琊那样的美名,好马期求它能行千里远,不一定期求它有骥骜那样的美称。成就功名,这正是古代帝王所希望达到的“千里”啊。

  楚国人有个渡江的,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边划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可是剑却没有移动,象这样寻找剑,不是太胡涂了吗?用旧法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与这个人相同。时代已经改变了,可是法度却不随着改变,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好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有个从江边经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拉着小孩想把他扔到江中,小孩哭起来。人们问这人为什么,他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父亲虽然善于游泳,儿子难道就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物,也一定是荒谬的了。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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