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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想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陶渊明)“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与友人论陶杜诗》)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题杜工部入蜀后诗》),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题杜工部草堂》)。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 (《与友人论陶杜诗书》)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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