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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游历生涯
  少年时代的晁补之随父亲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阳。治平元年(1084),他十二岁时,从父仕会稽(今浙江绍兴),过曹娥江,游上虞观海。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历览胜览,开拓了胸襟眼界。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冬,苏轼通判杭州,时晁补之正待父杭之新城,以久慕轼大名,乃往拜谒。乃听到苏轼议论,遂退而撰《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之秀丽。苏轼读后大为赞叹,“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这是二人订交之始,此后直贯终生,对晁补之影响极深远。熙宁八年,晁端友病卒京师昭得坊,官终著作佐郎。补之因家贫,竟不能以时葬,引为终身憾事。这年他才二十三岁,即奉母归巨野故里,耕读度日,常常为衣食困窘叹息。这一段艰苦岁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痕迹。

官场生涯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晁补之27岁时“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后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才步入坎坷的仕官生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旧党得主国是。晁补之被召试京师,除太学正。不久,又以执政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
  时苏轼任翰林学士,黄庭坚、张耒等俱供职馆阁,他们诗酒酬唱,度过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不过,晁补之虽居官京师,却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事干谒,一直未能摆脱穷苦的困扰。元祐五年,他终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两年后又被召还朝,除秘书省著作佐郎。时期朝政动荡,哲宗亲政,元祐末,绍圣初宋王朝政局大变,用章敦为相、倡绍述之说,新党复起,乃尽逐元祐相臣。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济州(今山东济南)。
  以后,章惇又兴史祸,晁补之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遂于绍圣二年,敕降通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到贬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纯弟杜纮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为避亲嫌,改差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朝廷纷争倾轧继续激烈。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党讫起,再治元祐旧臣。晁补之亦在籍中,被贬监处、信二州(今浙江丽水)盐酒税,乃匆匆赶赴贬所。不料行到丹阳途中,母杨氏夫人病殁,即奉灵柩还乡,服丧家居。到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野地势低洼土地贫薄,便迁居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东。次年夏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
  一年后,政局又起变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听政,复用元祐党人。晁补之得遇赦,被召为著作佐郎还京师。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神宗国史编修官。他都再三上表辞谢而求外任,不许,只得改除吏部郎中。七月间,苏轼的病逝,使他悲痛深钜,一腔真挚情意尽数倾注到《祭端明苏公文》中。
  然而,政局变幻难测。向太后去世,徽宗又绍述熙宁、元丰,改元崇宁,党论复起。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被控为“奸党”,晁补之亦在其中,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但任职才数月,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朝廷局势却急剧变化,再穷治元祐及元符末旧臣。补之遂于秋日离任,由吏部改授密州,又改果州,然皆不许。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籍司马光、苏轼等一百二十人罪状,谓之奸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皆在其中。补之乃管勾江州太平观,退返金乡家园闲处,是年已过五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诗、词、文各体俱备,多方面表现出他的生活和复杂矛盾的心绪,取得较大成绩。到大观二年(公元1180年),政局渐有缓和,补之先是改提西京崇福宫,又改提举南京鸿庆宫。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党籍”事消,补之诣吏部侯调,得起知达州,未赴,寻改知泗州。至官无几,便于是年中秋日病卒于泗州官舍,终年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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