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前生名士，今生美人”，陈文述非常准确地以此来评价学生吴藻，它指出了吴藻性情的两个方面，而又以“前生”与“今生”之间的不可逾越道出了吴藻心中无法化解的“双性”冲突。

　　西方主要存不同的两类“双性”理论：一类为反对双性同体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将性别差异中和为一种特定的性别特征体系，以双性的假象掩盖实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在此体系下，女性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无论她以女性抑或是双性同体的身份出现。另一类以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为代表，她在《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提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她所理解的双性是包容和多元的，在差别中消除对立，从而激发游刃于两性之间的艺术乃至生命的活力。

　　女权主义文论亦应有形成体系的过程，如同女性从被忽略到觉醒再发展成女权主义运动一样，与其将以上两种不同的理解看作是两派言论，不如将它放到时间的洪流中，作为一种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认识。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吴藻的思想中都出现过，并呈亦步亦趋地沿流着既定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之态势。吴藻对于男女社会性别的差异最早的认识应起源于两件事：一、她自幼便显现的清才因身为女子而无用武之地；二、婚姻生活中精神交流匮乏，但因身为妇人而无法改变。当时之男子可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机会以及丈夫可“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在婚恋方面的社会自由都为吴藻所羡慕和向往，故在女性的觉醒意识下，其早期《乔影》爆发的愤懑所指对象是“身世不协”（《乔影》），即身为女子之事实。

　　齐彦槐评之云：“词客深愁托美人，美人翻恨女儿身。”强调灵均以美人自喻，而吴藻却以屈原自比的现象。而这种假扮异性的行为思想根源还是将两性差别以针锋相对的态度来处理的，即通过抛弃处于劣势的本性世界而步入自由高放的异性世界，此扬弃的过程实质上还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体系的认同，尽管此认同极大程度上出于被动。这种思维正与前文的第一类解释吻合，故我们可称其为以“双性同体”抗争男性社会体系的第一阶段。再观吴藻中晚期的作品，从“儿女亦英雄”论点的提出到身体力行地如男性般入世（怀古讽今）、如文人般治学（研定词学、校订稿）、如男子般处事（与异性建立友谊）等，吴藻开始进入到了消解两性差异的阶段：一方面她解构了固定男性与女性之间二元本质对立关系，另一方面游刃于两性之间，或由本性抒情怀思，或由异性之品格开笔立世。这与西苏的言论不谋而合，我们可称它为第二阶段。从吴藻之思路我们可见“双性同体”理论从性别逃亡到性别融合的发展历程，回望柏拉图之言论，这何尝不是其寻找另一半的故事中“双性同体”的本意呢？

　　与吴藻一样，众多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明清才媛与她有着丝丝缕缕的内在联系和相似之处。《乔影》的换装，在王筠的《繁华梦》、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程惠英的《凤双飞》中皆可找到相同的母题。无论其中换装女子的出路有如何的差别，但明清女性基于性别意识觉醒而持的“白日梦”心理依然相互遥遥呼应。此梦幻色彩点染入诗词之境，又展开了“闲愁”之外的另一书写模式，吴藻与顾贞立、秋瑾、吕碧城等众才媛于此模式对时世投入深切的关注、独立的思考和刚健的笔调。写作之外，在这种或浓或淡的隐形气质驱使下，她们又一同在与男子艺术造诣比肩、交游范围比肩的活动和心态中舒缓本体社会性别所带来的压力与愤懑，并由此向平等大同的梦境顾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