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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则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开创了唐诗的新局面。“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距离唐代较近的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于是,在公元761年(上元二年),杜甫创作了《戏为六绝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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