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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庆历新政”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谢上表》中,犹愤愤不平地辩解:“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阁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实乃“尝列谏坦,论议多及于贵权”,因之“若臣身不翻,则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里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三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这里地处偏僻,民风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倒也悠闲自在。在这里,清山绿水涤除他心头的烦恼,大自然触发了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和丰富的感情。他几乎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由于他把“与民同乐”看成是“刺史之事也”,虽然是“载评流徙”,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这时的人生观比较旷达的。《丰乐亭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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