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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写作年代

  《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所争论。根据此诗“小序”,应是汉末建安时代的作品,故属“汉乐府”范围。

  刘克庄《后村诗话》云:“《焦仲卿妻》诗,六朝人所作也。《木兰诗》唐人所作也。《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虽词多质俚,然有古意。”刘克庄指出此诗为六朝人作品,但也没有举出什么理由,所以刘说影响不大。

  1924年,梁启超为了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提到《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问题,他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孔雀东南飞》向来都认为汉诗,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别有考证。)《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六朝人几于人人共读。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然不少,只恐《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吧?”(见《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稿,北京《晨报》)此说在文学界颇多影响。

  梁启超说的“别有考证”后来也未见发表,倒是发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他说:“刘克庄《后村诗话》疑这诗非汉人作品。他说汉人没有这种长篇叙事诗,应为六朝人拟作。我从前也觉此说新奇,颇表同意。但仔细研究,六朝人不会有此朴拙笔墨。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的黄初紧相衔接。那时候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在那时代写成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见《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后来仍有不少人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六朝的。各种考证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根据《酉阳杂俎》和《北史·齐本纪》,指出诗里“新妇入青庐”的“青庐”,是北朝新婚时的习俗。二、根据《宋书·臧质传》和《乐府诗集》,证明诗中“四角龙子幡”是南朝的风尚。三、诗中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的句子,认为庐江的人绝不会葬到陕西华山去,华山在这里只是一个借喻,是袭用了宋少帝时“华山畿”的故事。根据这些理由,认为汉朝的诗里是不可能出现六朝的习俗、风尚和事迹的,《孔雀东南飞》的这些内证,就透露了自己问世的年代。

  但是这些论证仍然比较牵强,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理由。因为:一、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礼异》中虽记有“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但这段话只能证明北朝有这种婚礼,却不能证明北朝以前没有这种婚礼。“青庐”汉代已有,《世说新语·假谲》中记曹操故事时已有“青庐”之名出现,也说明“青庐”已用于汉末,而非始于北朝,只是北朝袭用汉俗而已。二、《宋书·臧质传》、《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中虽然有“龙子蟠”的记载,但“幡”在汉末已很流行,传喻信命,表题官号,用的就是这种四角旗。“龙幡”曾见于《三国志·吴志》。所以《孔雀东南飞》中出现“四角龙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说它是南朝独有的风尚。三、“孔雀东南飞”与“华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节,类型相同,都是民间传说中的典型。“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地点在庐江,“华山畿”故事的地点南徐在今镇江。中国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东南飞”就是袭用了“华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说,也不确切。

  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谓:“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历来有许多争论,或以为汉末人作。今按,根据原序,此诗基本上当成于汉末;惟民间乐府本为集体创作,在流传中总会经过不断的丰富和修改,自然随时有增附润饰的可能,故诗中不免有汉以后的风俗习惯等描写羼入,不得因此即武断为六朝人之作。至其被收入《玉台新咏》,则表示此诗最终写定的时间必在徐陵之前。”

  以上为此诗写作年代的争论情况,但通常仍根据《玉台新咏》所载“小序”,认为是汉末之作。

社会环境

  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的背景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正是焦刘悲剧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代氛围里,在焦母的淫威下,焦仲卿敢于站在刘兰芝一边,表现出与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坚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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