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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首《临江仙》词大概是在公元1135年(宋高宗绍兴五年)或1136年(绍兴六年)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当时作者四十六或四十七岁。陈与义是洛阳人,他追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洛阳中旧游,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可以有游赏之乐。其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陈与义流离逃难,备尝艰苦,而南宋朝廷在南迁之后,仅能自立,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但是当他作词以抒发此种悲慨之时,并不直抒胸臆,而且用委婉的笔调唱叹而出(这正是作词的要诀)。上片是追忆洛中旧游。午桥在洛阳南,唐朝裴度有别墅在此。“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句,的确是造语“奇丽”(胡仔评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一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宛然出现词人心目中。但是这并非当前实境,而是二十多年前浩如烟海的往事再现而已。刘熙载说得好,“陈去非……《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首’,府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艺概》卷四)下片起句“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凉。”一下子说到当前,两句中包含了二十多年无限国事沧桑、知交零落之感,内容极充实,运笔也极空灵。“闲登小阁”三句,不再接上文之意进一步抒发悲叹,而是直接去写,作者想到国家的兴衰自己的流离失所,于是看新晴,听渔唱,将沉重悲愤的情感转化为旷达之情。

  这首词节奏明快,浑成自然,如水到渠成,不见矫揉造作之迹。张炎称此词“真是自然而然”(《词源》卷下)。然“自然”并不等于粗露浅显,这就要求作者有更高的文学素养。彭孙遹说得好,“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若《无住词》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金粟词话》)。

  陈与义词作虽少,但却受后世推重,而且认为其特点很像苏东坡。南宋黄升说,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清陈廷焯也说,陈词如《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白雨斋词话》卷一)陈与义填词时是否有意模仿苏东坡呢?从他的为人,诗作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意模仿,而是感情的自然抒发。陈与义作诗,近法黄(庭坚)、陈(师道),远宗杜甫,不受苏诗影响。至于填词,乃是他晚岁退居时的遣兴之作,他以前既非专业作词,所以很不留心当时的词坛风气,可见并未受其影响。譬如,自从柳永、周邦彦以来,慢词盛行,而陈与义却未作过一首慢词;词至北宋末年,专门雕饰,有矫揉造作之感,周邦彦是以“富艳精工”见称,贺铸亦复如是,而陈与义的词独是疏快自然,不假雕饰;可见陈与义填词是独往独来,自行其是,自然也不会有意学苏(东坡)的。

  不过,他既然擅长作诗,晚岁填词,运以诗法,自然也就会不谋而合,与苏相近了。以诗法入词,固然可以开拓内容,独创新意,但是仍必须保持词体本质之美,而不可以流露出直粗疏,失去词意。苏东坡是最先“以诗为词”的,但是苏词的佳作,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明月如霜)、《洞仙歌》(冰肌玉骨)、《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虞美人》(乳燕飞华屋)诸作,都是“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夏敬观手批《东坡词》,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评词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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