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译文

　　李宗勉，字强父，富阳人。考中开禧元年(1205)进士。历任黄州教授、浙西茶盐司、江西转运司干官。嘉定十四年(1221)，他主管吏部架阁，不久改任太学正。第二年为博士，第三年升为国子博士。宝庆初年，添差通判嘉兴府。宝庆三年(1227)，他被召用为秘书郎。

　　绍定元年(1228)，他升为著作郎。入朝廷奏对，说边事应该时刻警惕，以消除灾祸。第二年，他兼任权兵部郎官。这时李全反叛的阴谋已暴露，人们都不敢说，李宗勉独自多次上疏论及此事。又说“：想使人们与陛下合谋，不如使下情上达。人们大多喜欢谄媚，揣测陛下喜欢的就多说，估计陛下讨厌的就少讲。上面已被堵塞，下面也欺骗，那么成败得失的关键、治乱安危的原因，将有谁能向陛下讲呢？不知道则不戒备，等事情发生了惊骇并去处理它，已经晚了。想财计丰富，不如节省国家开支。善于治国的人常使财富多于用度，不使用度多于财富。现在山东的军队，白白浪费我们的钱、粮，湖南、江右、闽中的寇盗，蹂躏我们的州县，如果再奢侈浪费，从而侵耗财用，那就会形成漏杯难盈、蠹木易坏的情形。如果有缓急，必将因为财用窘困，而失去成事的机会。想要巩固国家的根本，不如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的人很多，残酷剥削的风气，已慢慢形成习惯。民生穷困，怨愤不能伸张，他们聚集到山林中反抗，也是势所难免。拯救那些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能不赶快确定办法吗？”不久他改兼为侍右郎官。第二年入朝奏对，说天灾的事十分恳切。

　　绍定四年，李宗勉被差遣为台州知州。第二年，他为直秘阁、婺州知州。绍定六年冬，他被召赴行在，没成行。端平元年(1234)，他升为直宝章阁，仍任原职。一个月后，他以宗正丞兼权右司的身份被召，改为尚左郎官，兼职仍旧。不久兼左司。五月，在皇上面前奏对，讲四件事“：守公道以悦众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统一认识和行动，明赏罚以示勉力和惩戒。”其次讲纸币“：希望向各部门下诏，从皇上和后宫开始，下至百官和各级政府，都要核实出那些冗费，从而节省它们，一年节省十万，就可减少十万纸币，一年节省百万，就可减少百万纸币。实行的时间长了，减少的纸币就越来越多，铜钱和纸币相当，进行流通，那么操纵我们赢余和亏欠的关键就不是纸币了。”

　　李宗勉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正谋划出师汴京、洛阳，李宗勉说“：如今朝廷安静，和平常一样。士卒不精锐，资粮不充足，器械不锋利，城墙没修缮。此时守御还不能做好，却想进取能行吗？就算是今日得到蔡州，明日得到海州，后日得到宿州、亳州，然而得到的未必能守住。万一含怒蓄忿，仓猝间发生变故，将怎么处理？臣所讲的，怎能说是外患始终不能平息、国土始终不能收复呢？也是想量力而行、适时而动。希望诏示大臣，爱惜时间以修内政，综合众人的谋略以加强边防，节省冗费以使国家财富充裕，招募强壮勇敢的兵卒以壮大国势。仍告诫沿边将帅，不要贪图虚名而受到危害，左控右扼，毋失良机。那么以逸待劳，以主人的身份防御客人，也就可保边境无忧患。如果使国家的根本壮大巩固，兵士战马都精锐强壮，见机而动，用兵不晚。”不久进攻洛阳的军队溃败，他又说“：过去担心的是应该防守但却贸然进攻，如今担心的是想防守却不能。什么地方可控扼敌人，哪支军队可调遣，哪位将领可御敌，哪里的粮食可作为军饷，都应事先做出筹划。”李宗勉又论及皇帝直接发布命令的弊病，大致是：“王府后宫的官员，皇帝内侍的恩赏，都是制令直接发出，不经过都省，各种书札陈请，时常出于后宫，这些都是大臣应该上奏的。事先说出，见到微小的失误就劝谏，这不能说是专权。好的就施行，坏的就停止，这不能说是专权。命令出于皇上，政事归中书，这不能说是专权。如果以专权为嫌疑，不以挽救过错为急事，每件事都迎合皇上的旨意，等皇上的命令已下达，错误已显露，然后言官才议论它们，这就会连累皇上的很多德政。何况议论的也未必听，听的也未必实行呢？”

　　李宗勉升为左司谏。第二年春天，他兼任侍讲，他首先奏道：“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十分严重，长江沿岸可凭借而没有忧患的，只有襄州，现在襄州又有变化了。襄州失守则江陵危险，江陵危险则长江之险不能凭借。从前担心的是在秋天，现在担心的就在旦夕。江陵如果失守，那么事情紧迫形势危急，必有生死存亡的忧患，后悔怎能来得及？”李宗勉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这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鄂州知州，在鄂州建衙门。李宗勉说：“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间，史嵩之应该在淮西设衙门，那就脉络相连，可以应援，远在鄂渚，那就会有鞭长莫及的忧虑。如果说防卫长江是急事，想依靠史嵩之在鄂渚经画，然而齐安正与武昌隔江相望，如果在齐安措置防扼，那就会屏障坚固而江面安全了。这就是所谓的要保江南先守江北。应该另选鄂州守将，命令史嵩之把衙门移到齐安。”

　　诏命侍从、两省、台谏逐条上奏边事，李宗勉率僚属上奏说：“蜀地四路，已失去二路，成都隔绝，不知存亡。各官署退保夔门，未必能守住。襄汉先失去九郡，现在郢又被攻破，荆门也被攻破，剩下江陵一座孤城，怎能独存？两淮地区，人民奔逃，背井离乡，十分危险了！陛下果真能马上下哀痛之诏，以身作则，大大减少各种费用，衣服、车马、宴会，都应从简，放后宫中不耕而食的宫女，罢去宫中不急需的费用，停止赏赐和修建各种亭台楼阁，拿出皇室的储蓄来感召天下。然后劝谕皇亲国戚，世代臣僚，根据自己的能力拿出自己的财产，来帮助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分上游淮西、淮东为三帅，由江淮大帅统一指挥。或者就按现在的官职，或者选拔人才，让他们分地防守，听到命令就行动。把公私的财物分给各地，让他们招集散兵，招募强壮的流民，使他们充当游兵，来补充军队的缺额。仍选沿江各郡的将士做好防御的准备，才能支撑局面。不然金人将水陆并进，集结荆楚的力量，侵扰我方的上游，江南就危险了。有人认为金人气势强盛，应与他们讲和，想拿金帛献给他们，这是抱薪救火，让我们把国家的财富都给敌人啊。”

　　李宗勉升为工部侍郎兼给事中，仍为侍讲。他又上疏说“：陛下在朝廷上对国家的安危忧虑、操心，但入后宫后就被享乐所转移；在朝廷上还与群臣切磋，退朝后就被那些能接近皇上的邪佞小人所迷惑。没听说减放宫女，而嫔嫱比过去还多；没听说奖励功臣，而节钺先给外戚；没听说拿出皇家储备来犒赏战士，而金帛多被浪费。陛下的举动，是人心向背的依据。陛下既然不以为忧，那么谁会替陛下担忧呢？”李宗勉被提升为谏议大夫兼侍读。他首先讲边防的事应该增兵防御上游。又说“：求谏不难而接受劝谏难，接受劝谏不难而执行劝谏难。如果听一劝谏不做戒备，轻视它而不相信，最终会使正直的言论，对国家无益，对当时的危局无救，这和拒绝劝谏的人只相差一点了。”

　　李宗勉升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升为签书。这时王鰗又索求岁币银绢各二十万，李宗勉说：“轻易许诺的事后患很多，应该遵守原来的条约。但同开禧年间比，物价已涨几倍了。”史嵩之设督府，力主和议，李宗勉说“：使者可疑者有三点。史嵩之的职责是督战，如收复襄、光，控制施、澧，招集各山寨，保护和巩固江防，都是他现在该做的。如果他主和，那么凡有机会可乘，他都会退缩，定会虚度岁月，坐失灭敌的良机。”

　　李宗勉升为参知政事。他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后，遵守法度，抑制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的人，尤其爱听正直的话。赵汝胜曾认为李宗勉是公正清廉的宰相。李宗勉以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辞官，他去世后，被赠为少师，谥号“文清”。

　　刘黻，字声伯，乐清人。早有好名声，在雁荡山的僧寺中读书。三十四岁时，参加淳..十年(1250)的考试进入太学，同辈已很赞赏他。当时丁大全正为御史，劾奏丞相董槐，迫使他退职，将夺取他的相位。刘黻率同舍生拜伏在宫殿下上书，大概说朝廷任用和罢免大臣，都应符合礼。上书后，触犯了执政，刘黻被送到南安军安置，他回家与母亲解氏告别。解氏说：“做臣的应死于忠，你因直言被贬，是本分。赶快上路吧！”刘黻到南安，把濂、洛学派每个人的书都拿来，摘录他们的精切之语，编辑成一本十卷的书，叫《濂洛论语》。丁大全被贬后，刘黻回到太学。不久，侍御史陈垓诬陷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陷黄之纯，程、黄二人都被罢出朝廷，六馆的人相见失色，不敢申辩，刘黻又率太学生上书说：

　　“刘黻等蒙受教养，把国家的休戚利害看成自己的痛痒。朝廷进用一个君子，台谏发出一个公论，我们就高兴地庆贺，喜悦充满肺腹。如果君子忧郁而不被任用，公论被阻止而不能伸张，我们就忧愤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们听说辅佐国家靠君子，辅助君子靠公论。陛下在位将近三十年，端平年间公正的人都聚集在朝中，忠直的人层出不穷，天下人都说：‘这是小元..啊。’淳..初年，奸邪的人被斥退，善良的人掌权，天下人又都说‘：这是又一个端平啊。’无奈近年来被培养、保护的最初的志向，不能不为之转移。

　　“祖宗设置台谏，本来是用于替君子伸张而驳斥小人，提倡公论而杜绝私说。如今老练的贪官为所欲为，奸邪的人相继出现，他们靠阿谀逢迎秉承皇上的旨意，用尽阴险的手段设置陷阱，靠污浊的手段盗取官位爵位。陛下不是不知道选拔贤能的人们，他们却忍心没有君子；陛下不是不接受忠直的话，他们却敢于背叛公议。不知陛下什么地方违背了他们，他们就这样辜负陛下吗？

　　“当陛下下诏命召贤纳士的时候，而程公许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入朝为官，正人君子知道后，认为是进君子退小人的时机。而今坐席还没热乎，被弹劾的奏章已经献上，一个程公许离开，好像没有什么危害，我们恐怕没出来做官的各位贤人，看见这种情况就隐居起来，而君子的体系从此就不存在了。近年来一伙邪恶的人煽风点火，不议论朝政得失形成风气，奏事的人不过是沿袭旧话、用旧事应付而已。幸而黄之纯两次上疏，符合人心。而今软弱献媚的人得以保全，而刚直的人被罢免，一个黄之纯离去，好像没有什么危害，我们恐怕人们慑于暴政，敢怒而不敢言，而公论的体系从此不存在了。

　　“何况现在可以讲的事不少，可以指责的罪恶不是不多。奸邪的人用尽桑弘羊和孔仅的理财方法，逐渐有逼迫皇上的嫌疑，权势超过金日石单和张汤这样的功臣世族，滥任管理百姓的职务。使幼稚和愚呆的人超升到谋划国事的要职，使自己荣光却连累了地方。用钱神打通歪门邪道很灵验，名位、爵禄反而同商品类似，可以买卖。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些，难道只有陛下不知道嘛？正是替陛下制定法度的人知道为自己打算，不为陛下打算。陛下明察秋毫，哪能落入这些人的蒙蔽中，怎能忍心让祖宗三百年的御史台和谏院坏在一二个小人的手中呢？赵汝腾，是陛下的刘向，却因为忠直被贬斥；牟子才、杨栋、李伯玉，是陛下的汲黯，却因为忠直被罢免。于是就使淳..时众多的君子日消月磨，到如今几乎是没有了。他们到底是安的什么心？

　　“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的诏书，其中讲道‘：台谏是劝谏皇帝、监督百官的地方，近年来，任用的台谏官不可靠，他们和大臣结成党羽，帮助他们说话，实在不能作为耳目。’我们观察最近的事，台谏不仅和大臣结成党羽，在统治者内部互通风声和信息，皇上有什么想法也及时相告，而且还甘心作为爪牙听从他们的指使。宰相不喜欢的人，表面上好像对他态度很好，而暗地里实际在指使台谏弹劾他，使他罢官；台谏弹劾攻击的人，表面上好像没与宰相共同谋划，而暗地里实际是秉承宰相的意思而施行的。在程公许被召用时，天下人都知道是出自陛下的心意，程公许来了之后，天下人也知道他曾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哪料到陛下的恩惠最终是靠不住的，宰相的不满最终是不能逃脱的呢？

　　“陛下在处理繁杂事务的空闲时间，试着把程公许、黄之纯同陈垓、蔡荥等人认真思考并平心静气地评判一番，他们的言论谁的正、谁的邪，谁的忠诚，谁的奸佞，即使是中等智力以下的君主，还知道判别是非，何况凭着陛下的圣明，能不察觉这些？近日见到程公许的奏疏，他曾告诉陛下要持公正给天下人看；陈垓则用秘密的思想来蛊惑陛下。程公许曾告诉陛下私宠和贿赂日益明显，官吏违法失职没有警告，希望能堵塞权贵亲幸之门，断绝邪路；陈垓则怂恿侠客搞通贿请托的事，依仗自己知道事情的底细来强制性地取得官员的推荐，开贿赂之门以玩弄检举官员过失的奏章。至于黄之纯告诉陛下，要大力伸张对邪恶和正直的分辨，明确斥责巴结宰相的罪过，这些话慷慨激昂，出自肺腹；蔡荥身为言官，听到黄之纯的话，本该惭愧，他竟敢妄加篡改，还有点人心吗？

　　“况且陛下任用台谏，像磊卿、咨夔、应起、汉弼、凯、燧等大臣，他们光明磊落，被天下人称赞，但他们才任职不久就马上被调走，有的人刚一讲话就被贬，只有陈垓、蔡荥之流贪婪愚顽，长期玷污显要的职位，根深蒂固，不能动摇，刘向所说的‘任用贤能就像搬石头那么容易，除去奸佞就像拔掉山那么困难’这句话，现在看到了，能不害怕吗？况且现在还没立皇太子，事情很多，老百姓的财富，几乎被剥削光了，所依赖的是祈求天命，维护人心，只有君子和公论才能做到。小人以不体恤国家的心，做那些肆无忌惮的事，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想使自己的爵位越来越高，权势越来越大，把富贵传给子孙罢了，哪有时间替国家谋划呢？

　　“自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整个朝中没有公论，整个国家没有君子更大的。我朝本来在天下没失大德，却出现了宣和、靖康之祸，这难道没有其中的原因吗？开始时是奸邪和忠正互相攻击，轮番取胜，中期则是奸邪的人结成朋党掩蔽诡诈，暗中陷害和诋毁忠良，最后则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造成党祸不罢休。如果刘安世、陈馞这些贤人还平安无事，杨畏、张商英、周秩之流不长期把持言路，哪能有那么大的祸端。古语说‘前车的覆辙，是后车的借鉴’。如今朝廷善良的人所剩无几，心怀奸险的人，就用华丽的词藻装饰自己能说会道的舌头；心思不定的人，就用首鼠两端的办法保持自己的完整。国家大计，有谁肯替陛下说一句话，这就势所必然地出现整个国家没有君子，整个朝廷没有公论的局面。没有君子，没有公论，假如有危急，那一二个小人，陛下只能倚仗他们吗？

　　“陈垓的罪过，又超过蔡荥，即使对他处以两观之诛，把他流放到最偏远的地方，仍然是处治的轻，陛下留他一天，就增加一天的祸患，到那时即使用尚方剑砍他的头，又怎么挽救国家出现的危机呢？”

　　刘黻又说：“自古大奸邪，都居于闲散不重要的职位，他们侦察皇帝的意图，以便谋求被任用的机会。元..年间，章..、吕惠卿都在被贬谪的地方。自从吕大防任用杨畏担任御史，最初不过是想任用自己的亲信，巩固自己的地位，不知道小人得志后，摇唇鼓舌，当时的正人君子很快被斥逐，接着章..又被任用，就是吕大防也不能在朝廷安身。如今右丞的官职长期空缺，奸臣垂涎这个位置已有些日子了。在路上听说，现在贿赂的东西不仅仅是马鞭和靴子，贿赂的途径也是暗中与宫内的人相通，这正是陛下明察事情的关键的时机。如果公论不鲜明，正人君子被罢去，那么徘徊辗转，评量人才的重托，必然归属于章..等人。今日的天下，是祖宗艰难创业而积累起来的天下，怎能承受这些人再破坏呢？”

　　刘黻又在劝谏游玩巡幸的奏疏中说：

　　“国家政治清明，是人主由于忧愁和劳苦而忘了安逸和享乐；国家政治腐败，是人主由于安逸和享乐而忘了忧愁和劳苦。自古国家安定，周围的少数民族臣服，统治的时间久了，就渐渐产生了侈奢的心理，如汉武帝使匈奴单于震动和畏惧后，他就去游览各地，唐明皇时北方安定，他就去骊山温泉巡幸。至于隋炀帝、陈后主，在国家危亡日益迫近的时候，还是游玩无度，这不值得仿效。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谨慎戒惧，始终忧愁和劳苦，《无逸》说：游览和打猎的事不敢做，太阳西斜时也不停下工作去吃饭。何况以祈求消灾免祸为借口，去做游山玩水这类的享乐事。近年以来，认为巡幸对国家有利，认为玩乐是表示平安，这不免有轻视世间的一切事情、小看天下的心。匈奴单于不曾震动畏惧，却有汉武帝满足多种欲望的耗费；北部边境不曾无事，却有唐明皇安逸的毒害。

　　“陛下还很年轻，把计谋和法度传给后世的机会，全在陛下掌握，制定了却不实行，后世怎么看？这十几年之内，创建龙翔宫、集庆宫、西太一宫，而又以游玩巡幸给天下人看，以祈祷引导天下人，以没有根据的学说来蛊惑天下人。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积累久了，已习惯成熟了，牢不可破，谁能纠正它们？况且西太一宫工程，邪佞的人上奏说：‘太一宫分别建在两处才是福气，近年从吴地移到蜀地。’如果像祈求消灾免祸那样可信，西北地区应该平安。如今五六十州，安全的不能用十去数，失败和投降的一个接一个，福气在哪儿呢？汉武帝在长安建太一宫祭祀，到晚年因浪费财物而蒙受灾祸，才后悔听信方士的错误。虽然他后悔的不早，还是比始终不知后悔的人强。

　　“一般来说，人主不能没有过错，如果有错误的言行，宰执、侍从应该指出来，给舍、台谏应该指出来，官僚士大夫应该指出来，都是为了使君王成为有道明君。如今陛下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接受别人的话，宰执以下都希望得到恩宠而不说，那些说了但不尽力的人，都不是爱护陛下。其心难道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吗？只是认为不能希望陛下成为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而把陛下看待成汉武帝、唐明皇那样的君主。”

　　刘黻凭着才能担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由学官试馆职。咸淳三年(1267)，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论奏皇帝直接颁降恩泽说：

　　“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先于谨慎命令的事，谨慎命令的关键，没有先于制止皇上直接批文的事。命令，是帝王的关键，必须经过中书参预制定，门下审查，然后交给尚书省施行，凡是不经过这三省而施行的命令，称为‘斜封墨敕’，不值得仿效。臣见陛下自从到郊外祭祀天地，庆贺成功以来，恩惠一个接一个，诏命很多，今日一个内批，明日一个内批，朝廷的官报中登载的诏令，因为是内批而施行的占一半，我私下里替陛下可惜。

　　“《书》中记载的是向下宣告的皇帝的诏命和下面意见向皇上报告的内容，《》中歌咏的是向下宣告的王者的命令和下面意见向王者汇报的内容，不专门说帝王向下宣告的诏命而一定说把下面的意见向帝王报告的，是因为命令是有关朝廷的大事，不能都符合道理，于是有帝王向下宣告的诏命，也有下面向帝王陈述的意见。祖宗时，宫中处理军队和国家的事交给外面执行的称为内批，如攻取太原、拿下江南，韩琦把内批装在衣袖中进献给英宗，英宗惶恐地离开坐位，这难道不是对内批的根源很恭敬吗？臣日夜想这件事，认为官位和爵禄是陛下的官位和爵禄，三省是陛下的三省，所说的同时奉行皇帝的旨意，则是三省发出的命令，就是发出的陛下的命令，难道必须是内批之后才是恩惠吗？根据具体情况做事，以义抑制欲望，某件事应该施行，某件事应该停止，都有规定，为什么不从三省开始执行，其中有不符合公论的，允许奏明，这样就没有错误了。

　　“元..年间，三省上奏讲李用和等人改任官职的旧例，现在高氏、朱氏，都举出旧例，皇太后说：“对外戚的恩惠，正想减少，怎么又可以增加呢？”治平初年，皇上想给曹修节度使或宰相的官职，皇太后怎么也不同意；又有皇帝的诏命，下令皇后本家分别列出亲缘的远近上奏给皇上，也给予恩惠，司马光极力劝谏，认为皇太后已经减少和压抑了对亲属的恩惠，那么皇后的亲属也恐怕不应该受这样的恩惠。而现在前面的恩惠还没完，后面的恩惠已经到来。宰执怕被认为是专权而不敢上奏，给舍、台谏怕触怒皇上及亲贵而不敢讲话，像这样数年以后，将以什么立国？因此政命由中书发出则太平，不由中书发出则混乱，天下事应该与天下人共同去做，不是人主可以私自做主的。”

　　咸淳四年，刘黻改任正字，他说“：正统的学说不明确那么义理就越来越少，邪说不停止那么蛊惑人心的气焰就越来越盛。臣不是不知道忤逆陛下的话不好听，臣说的这些，确实与君德世道有重大关系，不容许我不恳切地向陛下陈述。我的奏疏进上已过了一天，没蒙受恩德交到外朝。孟轲有言‘：负有向帝王进言责任的，帝王没采纳他的话就应该离去。’臣愧为谏官，从义上讲，应当对陛下言无不尽，现在既然不能讲那些话，如果贪图和羡慕恩宠和荣华富贵，不想离去，不仅有负朝廷设置言官的本意，对孟轲的明训，实在也有愧。”

　　刘黻恰巧遭父丧免去官职，为父守丧期满后，他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庆元府知府。刘黻创建济民庄，用来救济百姓的危难，资助贡士春官的费用，防备州学和老人紧急时的需要。他又请求建慈湖书院。咸淳八年，他被召回京城，担任刑部侍郎。咸淳九年，刘黻改任朝奉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读。刘黻上疏请求拨土地给王十朋的祠堂。咸淳十年，他遭母丧。第二年，宋兵在长江上惨败，丞相陈宜中重新起用正在为母亲守丧的刘黻为端明殿学士，刘黻没接受这个职位。贾似道、韩震死后，陈宜中打算保护宗室二王从温州到海上，派兵去迎接刘黻来共同执政，要退去宰相的位置，于是刘黻把祭祀祖宗的事托付给同母弟弟刘成伯，就重新去任职，他到罗浮后，因病去世。

　　当初，陈宜中在梦中有人告诉他说：“今年天灾流行，将有一半人死去，吃大黄的人能活命。”不久瘟疫流行，吃大黄的人果然不死，刘黻病后，陈宜中命令他吃大黄，最终也没救活他。刘黻的夫人林氏及全家人跳海而死。不久，宋军在海上失败，南宋灭亡。刘黻有《蒙川集》十卷在世间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