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治国的大事,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赏无功的人,罚无罪的人,不能称作明察。赏有功的人,罚有罪的人,且全无遗漏,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因此,禁止奸邪的办法,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现在世上的人都说“给君主带来尊崇,国家带来安定的,必然要靠仁义智能”,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国家危乱的,必定因为仁义智能。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据弃仁义,废除智能,用法来使人服从。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一般而论,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既然这样,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夏桀有个臣子侯侈,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毒辣,外表小心谨慎,用以表明自己善良;称颂远古,使好事变坏;善于控制君主,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以往的君主,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利弊相差极大,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
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利不动心,临危不惧的。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见利不动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赏,也不能勉励他;临危不惧的人,即使君主重罚,也不能镇服他: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有的在深山里饿死,有的投水自尽。有了这样的人,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当今之世,又用他们派何用场?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商纣时的五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这六个人,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一件事情不照力、,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豁出命来等待处理,即使家破人亡,腰斩两段,手脚异处,做来也不畏惧。像这样的臣子,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当今之世,又怎么用他们呢?
至于齐国的田常、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如意、晋国的孙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胜、周国的单荼、燕国的子之,这九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对上威逼君主,对下破坏国家安定,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做来毫无顾忌,像这样的臣子,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至于昏君乱主,能看得出来吗?
至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蠢、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他们的行事,都是早起晚睡,自谦自卑,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严明地执行刑法、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进献好的建议、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家庭残破,为了君主安全,不惜献出生命;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像这样的臣子,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
至于西周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的芋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国的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等,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都辅佐他们的君主,迎合君主的欲望,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败坏国家、残杀民众,也不难办到。像这样的臣子,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何况昏君乱主,能不失去权柄吗?有这些臣子的君主,都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分成两半;郑君子阳被杀,国家一分为三。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所灭,吴国被越国吞并,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所以说:阿谀奉承的臣子,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选拔臣子时,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正确的,就据以任用;错误的,就据以处罚。因此,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尧时有儿子丹朱,舜时有儿子商均,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商场时有孙子太甲,武玉时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个帝王惩罚的,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因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法治。请看圣王选拔的人,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有的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彰明法度,有利于国计民生,据此选拔他们,君主地位得以巩固,声望得以提高。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国土丧失,重者国家灭亡、君主身死,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众人称赞,就跟着喜爱;众人诽谤,就跟着憎恶。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说什么“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又迫于他的威势,从而认为:“他真能对我高兴,就会让我得到好处;对我猜忌恼怒,就会伤害我。”众人都归附他,民众也靠拢他,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上达到君主那里。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因此认为他是贤人。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把马车借给他,给他瑞节使人相信,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做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奸臣位高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奸臣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管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知道的,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奸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道,心怀阴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乱法治,这样的奸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即使国破身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做君主的,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马,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粗食,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欢尽情享乐,满足于身体安适,耳目快乐,冬天射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进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所以说: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做臣子的,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这五种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种人,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做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乱说乱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弄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所以说: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庶子和嫡子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身死、国家灭亡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