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一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米间}氏的孩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于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至于错误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见，穆公问他庞{米间}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厉伯回答说：“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不是应该的吗？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二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三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四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
五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七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八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